“您当前已排到第13165660位。”12月24日上午，湖南一位ofo用户在申请退押金时得知，目前在ofo申请退还押金的人数已超过1300万，且人数仍在进一步增加。根据ofo“按照顺序依次退款”的规则，这意味着，想拿回押金的大批用户将面临漫长的等待。
事实上，早在今年9月，ofo便曝出退押金难的问题，但一度被ofo否认，与此同时，?ofo采取了多次单方面拉长押金退还时间等措施，以“稳住”用户。但进入12月下旬，接连而至的坏消息，使得ofo用户纷纷选择退押金，发生挤兑潮。
12月19日，ofo创始人戴威发内部信称，公司2018年一整年都背负着巨大的现金流压力，全力寻找融资而无果，还需退还用户押金、支付供应商的欠款、维持公司的运营。其甚至想过解散公司、申请破产，但仍激励员工要“为我们欠着的每一分钱负责，为每一个支持过我们的用户负责”。
不过就在上述内部信发出后不久，戴威被“限制高消费”的消息大范围曝光。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信息，戴威已被北京海淀法院执行“限制消费令”。根据该限制消费令，戴威被限制高消费行为，具体包括不得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和高铁，不得在星级以上宾馆、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等等。
戴威被限制高消费之后，进一步加剧了用户对ofo能否退还押金的疑虑。ofo押金分为99元与199元两档，仅都以99元计算，1300万用户申请退款，这意味着ofo目前已拖欠押金超过12亿元。
12月21日，《财经》记者向ofo公关总监询问进一步的解决方案及时间预期，对方回应称“商业机密，不便透露”。
千万数量级用户拿不回押金，在长期的等待中陷入愤慨。部分用户想要诉诸法律之时，却发现面临着维权困境——根据协议，用户与ofo发生争议时只能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下称贸仲委)进行仲裁，仲裁需要预缴的6100元仲裁费很可能让用户知难而退;如果用户走诉讼程序，ofo可以根据协议提出管辖异议，法院很可能驳回起诉，这方面已有先例;即便如戴威所言，想过“申请破产”，但若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用户也不一定能直接拿回押金。
起诉可能驳回、仲裁费用太高
据《ofo小黄车用户服务协议》(2018年12月17日更新)，凡因该协议引起的或与该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均应提交贸仲委，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应在北京进行，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值告诉《财经》记者，这意味着，倘若用户希望走法律途径，鉴于双方合约中间有明确的仲裁条款，用户不能向法院起诉。若用户执意到法院起诉并获受理，而ofo不提出管辖异议的话，诉讼程序可以继续。
今年6月份，曾有用户因车辆及收费问题将ofo的运营公司北京拜克洛克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拜克洛克公司)起诉至北京海淀区法院，拜克洛克公司提交了《ofo小黄车用户服务协议》，提出管辖异议。海淀法院认为，双方通过用户注册协议已经约定了双方因使用ofo服务所发生的争议由贸仲委仲裁，根据《仲裁法》相关规定，驳回了前述用户的起诉。该用户上诉后，二审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一审法院的裁定。
事实上，仲裁的流程与诉讼机制有很多相似之处。贸仲委监督协调处处长姚俊逸对《财经》记者介绍，争议案件发生后，当事人(申请人)需提交仲裁申请书、证据等材料，仲裁委员会据此进行立案审查;立案后，仲裁委员会将通知申请人缴纳仲裁费、通知被申请人进行答辩，并根据相关规则组成仲裁庭，简易程序案件一般为独任仲裁员审理，可由双方当事人共同选定仲裁员人选，双方当事人不能达成一致的，则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简易程序案件中，裁决一般需在组庭后三个月内做出，裁决做出立即生效，且为一裁终局制。
《财经》记者查阅《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2015版)发现，争议金额在1000元人民币以下，仲裁费用最低不少于6100元(案件受理费最低不少于100元，案件处理费最低不少于6000元)，该数据得到了姚俊逸的证实。陈值则指出，该收费标准符合贸仲委的基础定位，其特色主要是处理高标的、大型商事纠纷。
ofo押金争议事件的特殊性在于其争议金额较小、涉及多地区用户。倘若用户选择通过仲裁要求ofo退还押金，意味着其为了99元或199元的押金，需先预缴6100元的仲裁费。成本高昂，可能使绝大多数普通用户望而却步。
不过姚俊逸也指出，仲裁费用由败诉方承担，如若当事人提出请求，包括律师费、差旅费等在内的与案件相关的费用经仲裁庭审理，都判由败诉方承担。此外，开庭地点和审理方式都可协商，如若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选择在北京之外的其他城市开庭，简易程序案件亦可进行书面审理。
中国政法大学仲裁研究院副院长姜丽丽也认为，仲裁方式的一大特点在于其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因而使得具体程序可以灵活调整。
尽管如此，需预先缴纳的较高仲裁费用及其他可能支出，在三个月的裁决周期内都需申请人承担，仍然为退押难事件中的用户设置了较高的门槛。此外，潜在的仲裁申请人人数众多，对仲裁机构、企业、社会来说都可能造成巨大的成本。贸仲委有没有可能进行合并仲裁，即面对众多情形相同的案件，将其合并审理?
姜丽丽告诉《财经》记者，合并仲裁是可能的，但是程序上有很多规定需要遵守。从法律上来讲，每一个用户与ofo签订的合同都是一个独立的合同，有独立的仲裁条款，立案的时候原则上仍然需要单独立案。若当事人能够证明多个合同项下的争议符合仲裁规则规定的“多份合同仲裁”合并要件，且对方不予挑战，多个合同合并申请仲裁也有可能。若不能合并申请仲裁，那在多个合同分别立案后，一方当事人请求合并仲裁，经仲裁委或负责审理的仲裁庭同意，合并仲裁可能作为一种便于高效审理的手段被采纳。但在实践中，这种成功合并仲裁的情况非常少见。
姚俊逸则表示，因此事件单个用户争议金额较低，但涉及人数众多，在必要情况下，贸仲委很可能会针对该案集中研究特殊的解决方案，以促进问题的高效解决。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邓峰进一步指出，鉴于仲裁程序的灵活性，在双方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仲裁委员会可以探索合并仲裁甚至尝试代表人仲裁。前一情形下，多个申请人与被申请人ofo的请求会被并为一个案件;后一情形下，有仲裁申请意愿的用户可授权一个代表机构或代表人来进行仲裁。姚俊逸表示，该两种情况下的仲裁费用缴纳与分摊可行性，还需在实际情况中做具体探讨。
破产清算，用户能否直接拿回押金？
在诉讼与仲裁之外，受小鸣单车破产案启发，亦有人将关注焦点放在了企业破产上，希冀企业破产重整或清算之后，能够一定程度上归还用户的押金。
陈值告诉《财经》记者，破产申请可由债务人、债权人、股东向法院提出。单个债权人，比如ofo用户，理论上可以99元或199元的未清偿到期债权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但法院出于慎重，会要求申请人持有债权确认的依据证明其债权人身份。这时可能会形成事实上的仲裁前置。
多位法学专家解释称，触发企业破产的事由有二，一是资不抵债，二是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如破产申请由单个要求退还押金的债权人提出，清偿该小额债务对ofo来说轻而易举。至于ofo是否已经到了资不抵债的程度，尚无充分证据可以做出论断。
陈值表示，如若法院受理，后续可能出现的程序包括破产重整、破产清算和破产和解。破产重整相当于重新给企业一个机会，在一定期间内，企业可能通过引入新的投资者或其他方式而获得重生，债务则可能及时清结，也可能延期偿付或者债转股，形式多样。破产清算程序中，会依法处置企业的资产，转化为可分配的财产，公平偿债，而后公司终结。破产和解则指各方能够协商一致，就债权债务问题达成和解协议。他认为，如果走到破产这一步，由于ofo押金问题用户众多、单个金额小，通过重整挽救ofo或许是保护广大用户成本最小化的方式。
若最终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用户押金债权的清偿将排在哪一位?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薛军告诉《财经》记者，从法律性质上讲，押金主要是用来担保用户返还车辆、保证车辆完好的义务，是前述义务不履行时可能产生的赔偿责任的担保，它在性质上相当于一个特定的质押物，根据《物权法》原理，原则上是不转移所有权的。因此在严格的法律意义上，用户仍然是押金的所有人。
但因为金钱是种类物，根据民法上“占有即所有”的原则，虽然用户只是以质押的目的将押金给了企业，但是企业“占有即所有”，该笔资金若和企业的其他资金混同起来，用户要求企业归还的时候，就是普通债权，而不是物权性的返还请求权，需要跟其他普通的破产债权一同清偿。
如果将其认定为物权返还请求权，这时则可行使破产法上的别除权，不参与破产分配，用户可要求企业直接归还。但是，实现前述目的的前提是，企业把押金和它的一般财产、其他账户严格区分，未让两者产生混同，用户才可能主张押金是一个特定的物，不和ofo的其他债权参与破产分配，直接拿回。
如果押金成为普通债权，参与破产分配，按照《破产法》规定，排在其清偿顺位前面的包括职工工资、国家税款、抵押物权，此种情境下，用户的押金退还将难以得到保障。
邓峰认为，通常这种涉及到千万数量级别公众利益的事件，最终不太可能会通过破产来解决问题，相关部门大概率会提前介入，通常会采用接管的方式处理，即进入广义上的公司拯救阶段。接管之后，用户的押金将排在偿还顺序的前列，投资人的保护反而可能成为最大的难点。
相关部门已在密切关注并试图推动此次风波的解决。12月21日，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吴春耕表示，对于ofo退押难的情况，交通运输部高度关注，也始终与相关企业保持沟通联系。一方面，支持ofo公司多方开源节流，增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在督促其畅通退押金渠道，优化退押金流程，加快线上退押金进度，切实保障用户合法权益。
吴春耕表示，共享单车是一种新业态，在发展初期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总体来看，目前共享单车行业运行平稳，需求保持旺盛的态势，根据初步统计，目前全国每天共享单车的使用量仍然在1000万人次以上。在新业态发展过程中，我们希望公众能够理性地看待和对待，能够多一些包容和鼓励，“要多多宽容，为新事物留下试错的空间，这样才能营造鼓励创新发展的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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