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反腐风暴不断深入，各地医院丑闻不断，多位业内人士用“风声鹤唳”形容当下的医疗圈现状。
顶端新闻记者采访到医药代表、医院、医药公司、行业专家、医疗行业从业者等多方面人员，揭秘医药代表不为人知的内幕。
有人认识院长，成立药代公司全家卖药
【资料图】
一位曾在医药公司工作多年的人士告诉顶端新闻记者，医药代表的基本工资不高，低的只有2000~4000元，收入主要靠提成，每年收入十几万元很常见，提成高的药代一年上百万元。
该人士称，医药公司总体上分为两种，一种是药厂，是生产厂家，属于医药工业;另一种是医药商业公司，主要做药品采购和分销，掌握各地的销售配送渠道。也有药厂成立自己的商业公司，但规模一般较小，也有大型的商业公司收购了药厂。
一个行业现状是，医药商业公司在各地的“地政资源”已经很成熟了，有自己的配送网络和客户资源，也有仓库。药厂需要依托医药代表把药卖出去，主要是卖给医院。
“平时我们说的医药代表，大多指的是药厂和医药商业公司的人，不过也有两种特殊类别。”上述医药公司人士称，一些药代挂靠在商业公司，比如A有亲戚是某医院院长，做医药代表就会有特殊渠道，此时A就会选择做药代，挂靠在医药公司。医药公司出于扩大销售，也愿意接受这种模式。
另一种是小型商业公司，比如B的亲戚也是医院院长，他就可以成立公司，把身边的亲戚朋友发展成医药代表，就在本县做，很赚钱。
据界面新闻报道，一位药代介绍，其日常工作还包括和医生打电话，以及去门诊和病房拜访医生。而医生白天工作繁忙，他和同事们还会去夜访。夜访频率也是一些公司对医药代表工作的考核指标之一。“我们的工作说到底是要花时间了解医生，晚上去医院和医生聊天，就是一种方式。”
另一位药代称，以药为例，一款新药想要进院先得找到对应的科室主任，打点好了科室主任，科室主任会给一张“临采”(临时采购)条子到药剂科，那么医药代表需要再找到药剂科，疏通药剂科的关系，“这时就得加大给两边的好处，让他们同意药品进院”，这就是所谓的“进院费”。
药代就是拼人脉资源，多种方式贿赂医生
根据顶端新闻记者的采访，对常见病来说，同一种病有多种药可以用，每种药还会有多个厂家。医院药品采购时就面临选择，采购还需要经过院长、科室主任、药事委员会等负责人，很容易滋生腐败。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顶端新闻记者，药代贿赂的方式有的给钱，甚至情色交易。巨额贿赂以后，双方的利益关系变得稳定。有些医药代表和科室主任，形成了很铁的关系。特别强大的医药代表，会和院长产生了利益深度绑定。
顶端新闻记者梳理发现，医院院长被查实、被举报权色交易的案例有很多。
比如，今年3月，中山市纪委监委发布了中山市坦洲人民医院原党总支书记、院长罗勇的“双开”通报：经查，罗勇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红包礼金，进行权色交易。
云南纪委监委2020年通报，普洱市人民医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杨文俊违违反生活纪律，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他人发生并保持不正当性关系，对其子失管失教，造成不良影响。
一位医药代表告诉顶端新闻记者，药代还会按照药品利润率给医生去分成。如果医生表明会提单子，或者已经提单子了，药代会有好处表示。在药品或耗材不断消耗的过程中，药代也会按照销售量给医生提成。其中最挣钱的还是设备和耗材，一台设备几百万上千万元的都有。大型设备国家有专项资金，但是采购过程经手人多，腐败情况也很多。
“其实做的好不好，就是拼人脉、拼资源”，另一位新入行的药代接受顶端新闻记者采访时说，他明显感到，有的药代和医生关系好，收入就比较多。据媒体报道，由于药代推广药品离不开利益输送，有医药代表的工作开展遇到诸多困难，最终在2022年选择了转行。
这种畸形的行业现状，有时候影响是极端的。云南省纪委监委网站近日的一篇公开文章提到，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铲除盘踞该县医疗卫生领域近20年的行贿“毒瘤”。根据《云南日报》今年2月的报道，过去两年间，景东全县13个乡镇卫生院院长、3个分院院长全部“沦陷”。景东县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全县医疗卫生行业有403人主动说明问题、退赃、上交不当得利。
一位业内人士认为，实际上不能说所有医生都有腐败，都主动拿回扣。因为医院拿回扣，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内部都知道。作为医生，只能开医院清单上的药，采购药品时院长、科主任都同意了，医生只能接受。有原则的医生，最多是不开这些药，但有时也没办法，开了就会有回扣。
药品从研发到流通，医院和药企多环节利益绑定
“最容易滋生腐败的是流通环节。”一位医疗行业资深专家告诉顶端新闻记者，在药品流通环节，医药企业和医疗机构之间的交易过程，比较容易产生腐败。
实际上，从药品研发、临床试验、推广营销、流通交易等环节，医药公司和医院存在着诸多利益绑定。当然，此处的利益并非全是不当利益，也包括正当利益，只是多个环节存在腐败空间。
一位医药公司人士向顶端新闻记者讲述了各环节的流程。其称，一种新药的研发阶段，药企会找来高校、医生、药师等参与研发。这是符合规定的，同时也是双方的第一次交集。如果药品研发成功，需要在人身上做临床试验，一般会在医院做公开招聘试药人，一般会找大医院、知名医生，这时医生就参与进来了。
临床试验成功后，药企召开新药发布会，会把各路专家找来，这也是符合规定的。此时新药只有小范围的人知道。下一步，药企会找更多的专家，继续做临床研究，内容包括和原来的老药做对比试验等。医生也有这个需求，因为他们需要临床研究、写论文;这种实验对药本身也有利，因为临床试验越多，越能保证药的安全性。这个过程实际上和专家医生产生了关联，药企有了为新药站台的医生资源。
接着，药企会召开学术会议，找医生、专家讨论研究成果。先举行全国规模的会议，接着到各个省、市、县开。如此，该新药就可以被全国、省、市、县的医生专家知道。这个过程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成为了腐败的温床，近期曝光的一系列案例可以佐证。
某三甲医院的医生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普通医生一个小时可以拿到大概1200元讲课费，如果是专家这个价格上升至1800元，而特级专家可能在3000元一小时。
“如果前期是打影响力，后期实际上就不需要再研究论证了。此时再举办学术会议，很多就掺杂了腐败行为。”前述医药公司人士告诉顶端新闻记者，有打着学术会议的幌子搞腐败，请吃喝，半天会议半天玩，临走给“学术资料”实际上是钱，甚至有去色情场所的，也有以学术会议的名义去国外游玩的。
另一位从事医药行业的人士告诉顶端新闻记者，学术会议对药企的确有好处，可以展示本企业药品，认识平常不好见到的主任医生。学术协会有固定合作的公关公司，举办这些医药学术会议，药企可以借着医生的名义科普、推广自己的药。
“学术会议的会务费、会场费、讲课费都是隐藏的。”该人士称，相对纯粹的学术会议是卖广告位的方式集款召开，不纯粹的会包含高消费旅行、餐饮、采风、观摩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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