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研究院执行院长吴季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 资料图
“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方面，目前是按每五年做一次规划，由国家发改委直接管理，支持建设专用设施(如500米射电望远镜，目标瞄准重大基础科学前沿的突破)、公共实验平台(如同步辐射光源，目标既瞄准基础科学研究也瞄准应用基础科学研究)和公益服务类科技设施(如种子库等)。目前存在的问题，一是按五年计划审批不符合科学规律，因为科学前沿的发展变化很快，决策晚了可能就失去先机;二是政府在管理和监督上没有分开;三是这一职责范围和科技部有重复，相互协调和支持不够。”
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在向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提交题为《加强由政府主导的有组织的定向基础研究》的大会发言中，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研究院执行院长吴季认为，目前我国在有组织的、定向的基础研究方面还存在着上述问题。
根据吴季的解释，基础研究可以大致分成两类，一类是由科学家兴趣驱动、自由探索式的基础研究，另一类是由政府主导的、有组织的定向基础研究。其中，政府主导的定向基础研究已越来越成为实现基础科学前沿重大突破的重要手段。
“我国制度和体制独具优越性，应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重视并加强这个领域的发展，补齐短板，使其在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中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吴季在上述大会发言中认为。
然而，吴季同时也指出，根据其自身工作体会，我国在有组织的、定向的基础研究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除上述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方面问题之外，吴季认为，“在科学卫星方面，我国还没有能够真正担负起这一责任的政府部门。目前我国的科学卫星只有中国科学院列在先导专项中作为系列计划在抓，‘十二五’期间支持发射了‘悟空’‘墨子’‘实践十号’和‘慧眼’四颗科学卫星。但中科院也是按五年规划，限于卫星研制周期也是4-5年，因此从现在到2021年没有科学卫星上天。此外，其他政府部门有时也会收到科学家的建议，但往往限于单独计划考虑，没有将空间科学作为一个领域统筹考虑其发展。此外，我国在空间科学领域里的投入不但绝对值远低于美国、欧洲甚至日本，而且在整个航天领域中的占比也较低。比如美国NASA每年预算近200亿美元，其中就有约1/3用于科学卫星和空间站上的科学实验，2000年以来共实施了92项科学卫星计划，发射了超过100颗科学卫星。”
为此，吴季在上述《提案》中提出了如下两点建议。
一、在地面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领域，改五年规划为中长期规划加年度(或每两年)征集和遴选，遴选标准应该更加注重在重大基础科学前沿的突破。管理上注重从规划一直到产出的全过程，成立专业管理机构负责组织实施，政府部门只承担审批和监督职能。
二、在科学卫星方面，设立“空间科学2030”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确保加大投入和稳定可持续的支持。改五年计划为中长期规划加每年征集并遴选，坚持重大性和带动性两条遴选标准，继续由专业机构组织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