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农商银行这个群体的发展状况受到了业界关注。几家农商银行的财务数据被公布，让市场上出现了“农商银行资产质量迅速恶化”、“农商银行不良潮来袭”等声音。
机构风险暴露的个例值得关注和警惕，但这并不代表整个农商银行群体。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末，农商银行总数达1351家，约占农村合作金融法人机构总数的60%。以省为单位看，多个省份的农商银行不仅自身经营业绩良好，更是在农村基础金融服务、农村金融环境建设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这种作用不仅受到了各级政府的肯定，也受到了行业内的认可。在英国《银行家》杂志2018年全球银行1000强榜单中，有135家中资银行上榜，其中农商银行就有33家。当前，农商银行的经营发展日趋成熟，风控手段不断丰富，资产质量得到有效控制和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农商银行对服务领域和对象的精耕细作。
但同时，对于农村金融这样的薄弱领域而言，农商银行面对的风险亦需高度警惕。如何让农商银行这个有着重要作用的群体进一步稳健发展，如何让风险管理能力与服务实体经济的效果同步提升，是监管部门、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都需要继续研究的课题。
下调的评级
市场对于农商银行资产质量的关注，源于一份评级机构的报告。
6月29日，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将贵阳农商银行的主体信用等级从AA-下调为A+，评级展望为稳定;将2015年7亿元、2016年5亿元二级资本债券的信用等级由A+下调为A。
在报告中，中诚信国际对下调评级的原因作出这样的解释：截至2017年末，该行不良贷款余额较年初大幅增长64.69亿元至78.43亿元，不良率较年初大幅提升15.41个百分点至19.54%。
贷款的风险是多方面的。中诚信分析，由于该行前期合作的担保公司出现问题，担保贷款风险突出，存在联保贷款无“抓手”、关联及系列贷款涉及范围广和金额大等问题，且不良资产主要集中在批发零售业、制造业和房地产业等行业中，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贷款清收难度依然较大。
事实上，这并不是今年第一个评级被下调的农商银行。
1月，山东五莲农商银行的评级展望被中诚信国际由稳定调整为负面。
2月，吉林蛟河农商银行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被新世纪评级由A+下调为A，并将其列入负面观察名单，将“17蛟河农商二级01”、“17蛟河农商二级02”的债项信用等级由A下调为A-。
5月，山东广饶农商银行主体信用等级被东方金诚由AA下调至A+，评级展望为负面，且该行发行的2017年第一期二级资本债券信用等级也下调为A。
7月，邹平农商银行主体信用评级被东方金诚下调至A+，评级展望为负面，2017年二级资本债券信用等级被下调至A。
此外，山东寿光农商银行和河南修武农商银行也被曝不良率上升。
据媒体统计，今年共有6家银行的评级被下调，其中5家是农商银行。梳理这些银行评级下调的公告，记者发现，评级机构给出的理由大同小异：资产质量下滑、资本充足率降低、不良率上升、利润率下降，等等。
以贵阳农商银行为例，中诚信国际在报告中表示，评级反映了该行面临的诸多挑战：“包括业务运营较易受到当地经济金融环境变动的影响、不良大幅攀升、盈利及资本指标大幅下滑、资金业务快速增长对流动性及信用风险管控带来较大压力、产品及业务品种较为单一以及风险管理水平有待提高等。”
不过，中诚信国际也对该行不良率上升给出了原因，报告中指出，年末不良贷款的激增是因为该行在2017年末将大部分逾期90天以上贷款纳入不良贷款计算，这一举动是贯彻监管部门降低不良贷款偏离度的要求。
值得庆幸的是，在今年3月末，贵阳农商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较年初下降19.46亿元至58.97亿元，不良率较年初下降5.68个百分点至13.86%。其中逾期90天以上贷款78.04亿元，在总贷款中占比18.33%。资产质量有所好转。
无需过度担忧
尽管有5家农商银行的评级被下调，但必须看到的是，这只是个别现象。
中信证券研究部近日发布的一份名为《农商银行面面观》的研究报告指出，农商银行不良率的上升并非全行业情况，仅部分地区面临风险压力。这份研报统计了65家有发行同业存单且已披露2017年财报的农商银行，得出结论：尽管不良率总体有所上升，但出现“暴涨”的仅仅是个别银行。
研报认为，这65家农商银行中的31家不良率出现上升，34家有所下降。其中，有3家农商银行不良率升幅超过3%，即修武农商银行、贵阳农商银行和邹平农商银行。
此外，农商银行风险暴露的区域特征明显，集中在环渤海、东北和中西部地区，而非全面性的爆发。22个省市中，平均不良率前五为贵州、河南、辽宁、山东和吉林，相比之下北京、重庆、四川、上海和广东的平均不良率均在1.5%以下，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对于部分农商银行不良率上升，中信证券研究部表示，这一方面是部分银行自身管理的问题，导致存量风险积累;另一方面则源自今年以来监管强化资产质量真实性，引导银行积极暴露风险。
这份研报还指出，预计部分地区农商银行风险将适度上升，但农商银行整体规模小，因此引发系统性风险的概率较小。部分农商银行前期由于经营不善导致的资产问题并未及时准确反映，当前政策引导下风险集中暴露，部分地区不良率不排除上升可能，但不具备全行业的代表性。
这也与不少农商银行从业人员的观点不谋而合。“市场都关注这个事情，就比较敏感，但其实风险主要是存量，正在慢慢消化中。”一位从业人员这样告诉记者。
如果说这份研报还不能打消市场对农商银行的疑虑，近期英国《银行家》杂志发布的2018年全球银行1000强榜单则又是对农商银行经营质量的正面认可。今年，共有135家中资银行上榜，其中有33家农商银行，占据榜单的四分之一。
该榜单每年根据一级资本总额、盈利能力等指标综合排列计算，评选出全球银行1000强，目前已经成为国际上比较权威的全球银行业排名之一，也是了解全球银行业现状与发展趋势的一个重要窗口。
梳理榜单，《农村金融时报》记者发现，今年排名第一的农商银行是重庆农商银行，该行今年排名150，较去年上升16名，在所有中资银行中排名21。事实上，在7月25日，中诚信国际刚刚发布对该行的评级报告，维持该行主体信用等级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维持“14重庆农商二级”、“16重庆农商二级”的信用等级为AA+;维持“18重庆农商债01”的信用等级为AAA。
根据该行年报，截至2017年末，该行集团总资产突破达9058亿元，增速12.8%。存款余额5722亿元，增速10.4%。贷款余额3383亿元，增速12.6%。不良率0.98%，拨备覆盖率431.2%，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10.39%，
此外，上海农商银行、广州农商银行、北京农商银行和成都农商银行分列农商银行排名的第2至4名。
和去年榜单进行比较，《农村金融时报》记者发现，今年大部分农商银行的排名都有所上升，其中江南农商银行排名上升108位，在所有中资银行中属上升幅度突出。该行一级资本充足率增幅超50%，表现抢眼。联合资信于7月18日发布对该行的信用等级公告，维持该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A，2014年二级资本债券和2015年二级资本债券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
从地域来看，江苏省有8家农商银行上榜，位居全国首位。此外，A股和H股上市的8家农商银行均在榜单中，日前过会的紫金农商银行也在列。
服务小微的平衡
有接近监管层的人士向记者指出，近期的农商银行资产质量引发关注确实只是个例，事实上，更多的现状表明农商银行的资产质量总体向好，并且这个群体在服务小微、三农等薄弱领域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江苏，2017年末，全省农村商业银行各项贷款余额12955.5亿元，比年初增加1267.6亿元，增幅达10.9%，各项贷款总量、增量均居全省银行业第一。
在福建，农信系统1900多个网点实现乡镇全覆盖，1.5万余个便民服务点基本实现行政村全覆盖，率先打通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2017年末，福建农信涉农贷款余额2543亿元，占各项贷款的73.6%，比福建省银行业平均水平高出40个百分点以上;农户贷款超100万户，余额1952亿元，金额占福建省银行业的50%以上。
在湖北，到2017年末，全省农商银行农户贷款1190亿元，占全省银行机构的70%以上;小微企业贷款余额2512亿元，占全省银行业的30%以上。同时，全省农商银行建立扶贫金融服务档案105万户，发放扶贫贷款124亿元。其中，直接向19万建档立卡贫困户发放扶贫小额贷款82亿元，比年初增加69.77亿元，净增额占全省金融机构指导任务的69%。
查阅多个省份农信2017年全年数据，不难发现，在大多数省份，农信机构都是当地支农支小、扶贫攻坚的绝对主力，承担了农村便民金融服务、农村诚信体系建设、农村金融知识普及宣传等重要的职责。
但也正因为业务领域的特殊性，相较其他金融机构，农信机构面对的客户相对风险较大，因此历史上积累了一些风险存量。当下披露的部分机构的一些情况，事实上是农信机构和监管部门正在共同努力在做好支农支小服务的同时，将风险平稳释放。
监管部门提出的将逾期90天以上贷款纳入不良贷款就是其中一项举措。河北某市银监局主管农信的负责人向记者证实：“现在的政策是只要逾期90天就得还款，不还款就立刻纳入不良。”她透露，当地的农信机构已经完成了此项工作，不良率并没有大幅提升。
“这个政策让我想起了原先的‘一逾两呆’，按照贷款期限进行分类，我是非常赞成的。”这位负责人表示，“有的银行甚至用十二级分类，特别精细，把企业的还款意愿也纳入分类考量中。但是，你能确定企业的还款意愿吗?谁还会明白告诉银行不还钱呢?这个分类标准很难把握。”
记者曾就支农支小的问题采访过某国有大行浙江某县支行的相关负责人，对方的态度十分坦白：“我们原来不做这些的。现在总行成立了事业部，我们才逐渐重视这块，但是依旧处在起步阶段。”
那么，在此之前，当地的“三农”和小微主要是谁来服务呢?“银行里主要是农信机构在做，我们没有网点和人手做‘三农’，小微也不做，风险太高。”可以看出，在支持“三农”和小微方面，农信机构是主要力量，却也因此承担了较高的信用风险。
正是为了平衡风险与金融支持的效果，在加强监管的同时，监管部门也几番出台利好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支农支小力度。监管政策的“紧”与“松”并行，为“三农”和小微企业的金融提供了结构化调整的可能性。
除了MPA对于支农支小业务的倾斜以及年内已经宣布的三次定向降准外，原银监会在3月下发了《关于做好2018年三农和扶贫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对普惠型农户贷款和扶贫贷款均提出“两个不低于”的要求。更提出涉农贷款、精准扶贫贷款不良率高出自身各项贷款不良率年度目标2个百分点(含)以内的，可不作为银行内部考核评价的扣分因素，并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制定和完善涉农、扶贫金融服务尽职免责制度。
6月，央行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意见》，要求下调支小再贷款利率0.5个百分点，增加支小支农再贷款和再贴现额度共1500亿元，将商业银行单户授信5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纳入中期借贷便利的合格抵押品范围，将小微企业贷款资产支持证券基础资产由单户授信100万元及以下放宽至500万元以下。
分析人士认为，这些政策将不断降低农信机构的资金成本和考核压力，从而帮助农信机构优化风险管理，引导金融资源流向“三农”和小微企业。
支农支小前景广阔
作为农信机构的重要业务，支农支小带来了一定风险，但同样创造了一片蓝海。
日前，“2018国际货币论坛?金融科技分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金融壹账通和中小银行互联网金融(深圳)联盟联合发布金融科技白皮书《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变革与金融科技前沿研究》。白皮书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末，国内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0.74万亿元，仅占银行贷款总余额的24.67%。
白皮书指出，我国33%的中型企业、38.8%的小型企业和40.7%的微型企业的融资需求得不到满足，与之相对的，是中国中小微企业正规部门接近1.9万亿美元的融资缺口，融资缺口率达43%，占GDP比重17%。中国受融资约束的中小微企业总数达2300多万，微型和中小企业中受融资约束的比例分别为41%和42%。可以看出，我国的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长期以来受到压抑。而农信机构，正是缓解这类融资需求的重要途径。
在最新的对贵阳农商银行的信用等级跟踪评级报告中，中诚信国际虽然详述了该行存在的种种风险，也将小微金融列为它的信用优势：“为中小微企业、‘三农’和市民服务的市场定位较为明确，战略规划清晰;决策链条短、经营机制灵活，在服务‘三农’及小微客户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一面是“三农”、小微的巨大市场，一面是此类业务的潜在风险，如何在稳健经营的同时满足此类主体的融资需求，是长期以来摆在农信机构面前的难题。江苏常熟农商银行在这方面的探索很具有代表性。
常熟农商银行是农商银行中比较早引入德国信贷工厂模式并加以本地化创新的。该行副行长周斌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我们的风控其实是靠客户经理一步一步走出来的。”通过客户经理的实地走访和“双录”以及相关数据的交叉验证，该行可以迅速确定客户的贷款资质，这也是国内比较常见的一套小微贷款业务模式。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一季度末，该行不良率为1.08%，较年初下降0.06个百分点。可以看出，该行的风控体系为控制资产质量立下不小功劳。
在严格风险管理机制体系的基础上，引入金融科技也是现在农商银行风控的主要手段。浙江农信通过实施“丰收信用工程”，完善了省市县三级信用体系，并打通行业和产业信息资源，充实了金融信用信息数据库，提高了农信社行业数据挖掘和数据资产利用率。这给浙江农信发展无抵押、无担保的小额信用贷款打下了坚实的风控基础。
浙江农信也因此实现了不良贷款率的“双降”，金融稳定责任进一步压实。2017年末，浙江农信不良贷款率为1.61%，比年初下降0.37个百分点，实现“双降”。拨贷比5.86%，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364%，抵御风险能力进一步增强。
有业内人士指出，尽管支农支小是商业银行的重要业务，但更多地带有社会公益责任属性，商业银行出于利润和风控考量，对此类业务热情有限。因此，要提高“三农”和小微经营主体的金融可得性，单纯依靠农商银行的力量，还远远不够。
针对于此，有专家呼吁，监管应加强相关政策的落实情况，将国家支持农信机构、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落到实处。另外，需要引导市场改变对于此类业务的衡量标准，不单纯以利润率、不良率等经营性指标进行衡量，也应考虑其风险情况、社会效益等。
此外，地方政府也应采取举措，为农信机构服务“三农”、小微“开正门”。如加速推动农村土地、农房等产权的确权、评估和流转工作，为农信机构推行“三权”抵押贷款奠定基础;通过减税降费、推进“放管服”改革等方式，改善营商环境，减轻小微企业的负担，帮助小微企业做大做强，才能真正达到风险管理的最终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