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的人口大流动，见证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然而，最近两年，春运开始发生显著变化。江苏2018年春运总客流为1.12亿人次，同比减少484万人次，降幅4.16%，这是江苏春运总客流量连续第二年下滑。2018年春运，福建春运总客流为9525.53万人次，比上年春运下降5.4%。浙江公路总客流为1.08亿人，同比下降4.13%。而全国经济第一大省、拥有珠三角世界工厂的广东，春运总客流一直位居全国首位，近几年则保持平稳状态。2018年为1.89亿人次，2019年维持在1.88亿人次。
从宏观经济来看，春运客流量变迁背后，隐藏着人口流动、产业变迁和区域竞争的经济密码。从微观上来看，这意味着外出务工人数的减少。简单地说，就是选择“漂的人更少了”，这究竟是人们厌倦了漂泊、经济富足之后缺少了在外闯荡的热情，还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呢?
应该说，劳动人口的不断增长是工业化发展的保证，我国庞大的人口红利也一度为经济发展添加动力。从这个层面来看，近年来，持续减少的劳动人口或许便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必然趋势，也是我们当前必须承受的社会阵痛之一。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我国劳动力整体教育程度依旧偏低。在春运浪潮中，低收入低学历的外出务工者成为主力军。他们大多从事着生产工人、外卖员、搬运工等低端体力劳动，为了更好的生活不得不远离家乡。日复一日的心力交瘁和缓慢受限的发展空间、高房价等所带来的高成本高消费等等，使得他们厌倦了漂泊，冲淡了不少在外闯荡的热情。
不过，外出劳动人口的持续减少，纵然有对背井离乡漂泊生活的厌弃因素和城镇化发展的成效影响，但从总体来看，更多的是经济发展阶段的客观表现和必然趋势。
人口变动，尤其是劳动人口的变化与经济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就业问题、失业问题及劳动力市场发育问题等永远占据社会经济话题的焦点。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二者相互影响，而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实现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适应与协调。
一方面，劳动力的持续减少是多年来我国人口政策的客观结果。目前我国人口结构处于老龄化时期，自2015年左右开始进入人口结构拐点，尽管我国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享受着人口红利，但经济发展总体略显疲乏，反过来又对劳动力需求起到部分抑制效果。此外，我国存在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问题，即劳动力供给总体大于需求，劳动力素质与企业发展需求匹配度低，存在较大缺口。
另一方面，劳动力的持续减少是我国经济发展与转型的必然趋势。近年来，我国正经历着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型，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对劳动数量吸纳有所收缩，而对优质的人力资源提出更高要求。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劳动力的减少是经济发展质量推进背景下的短期效应，是经济结构转型不可避免的阵痛。
笔者认为，劳动人口减少与其说是务工人员对在外打拼的疲惫和失望，不如说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阵痛。只有人力资源的数量和素质与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才能扩大市场需求，刺激社会消费，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结构的良性循环。
随着年龄结构的变化，受适龄劳动人口数量持续减少的影响，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下降，在人口发展的重大转折期，预计今后几年我国劳动力供给将继续下降。与此同时，老龄化人口结构还将对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带来更大挑战。
尽管如此，我国劳动适龄人口总量仍接近9亿人，通过加快经济结构转型，提高劳动力供给与企业需求匹配度，发挥好现有人力资源的作用，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仍有很大的人力资源优势和挖掘潜力。
窃以为，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应更加注重优质人才的培养，加强全面素质教育的投入力度，在扶持稳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基础上，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并进一步完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推动人口合理有序转型流动，为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打下战略基础。与此同时，应当加强各地区与经济发展的研究，更加关注不同地区在人口、资源、经济等方面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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