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前，可以从一个小故事说起。
从前有一个中世纪的小镇，很多居民靠着养羊为生，每个牧羊人都希望自己的收益最大化。在小镇的公共草地上，每增加一只羊会有两种结果：一是获得增加一只羊的收入;二是加重草地的负担，并有可能使草地过度放牧。有一个牧羊人思考了一下，由于自己的收益会因为羊只的增加而增加，所以应当选择增加羊群数量，而不用考虑草地的承受能力。然而其他牧羊者也是这么想的，于是大家纷纷加入这一行列。由于羊群的进入不受限制，所以牧场被过度使用，草地状况迅速恶化，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回溯半个世纪前的1968年，加勒特·哈丁(Garret Hardin)在《科学》杂志发表论文，此后环境、气候变化等由“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在资源分配有所冲突”而造成的问题，被称为“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是“市场失灵”的一种表现。恰好也是在196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
此后的50年，属于“公地悲剧”的市场失灵，以耕地面积萎缩、全球气温升高等更为显著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而斩获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和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的研究，“将技术创新和气候变化纳入长期宏观经济分析中”，则开辟了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和全球人口福利的解决之道，宣示着公地的“悲剧”正慢慢变为人们有能力改写结局的“正剧”。
“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把技术进步看作是给定的，从而探讨产出在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分配比例对资本积累和增长的影响。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可以解释很多经济增长特征，却不包括大比例及持久的增长率差异。而罗默发现，这个理论无法解释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源，但经济增长率的长期差异后果惊人。如果两个经济体起初人均GDP相同，但其中一个的年增长率持续比另一个高4%，那么在40年后它的财富，将是另一个经济体的5倍之多。而正是由于将技术变化看做参数而非自变量，使得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无法解释这一长期增长的差异。
1960年各国经济年增长率的差异来自：诺贝尔奖官网
因此在罗默解释经济增长的理论中，如果研发是有利可图的，那么市场经济就会激励人们投入更多在新研究和新技术上。他的解答成为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石。该理论认为“创意(idea)”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非外部推动因素，并阐述了创意产生的先决条件。
罗默认为，创意与大多数市场上的商品不同在于：一个人使用了这个点子，并不会妨碍其他人使用这个相同的点子(通过法规或专利实现技术保护的“点子”除外)。而“排他性”是在市场中产生“创新理念”的重要因素。
罗默推论，并非所有“创意”都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决定性因素。比如，某些基础性学科研究不应该由市场推动，而最好是由大学推动。罗默认为，创意的产生通常需要提高规模收益，由于初始成本很高，而后期重复这项操作的边际成本可能很低，因此罗默强调，创意和市场力量应当齐头并进——市场力量保证了一个高于边际成本的价格，这使得公司能够收回初始的固定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垄断利润就是刺激市场研发的动力(纯市场的情况，价格等于边际成本)。而一个富有成效的想法如果具有“废排他性”，就可以被视为具有(潜在的)积极溢出，即正外部性。由于该市场经济的解决方案涉及一定程度的垄断力量和外部性，因此很容易产生低效的结果。所以，不受监管的市场将产生技术变革，但这种变革是低效的。
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这意味着经济政策这个来自“看得见的手”的力量将起到重要的作用，而由于技术的高流动性等不同于其他要素的特点，以技术创新带动经济增长的政策不应局限于国与国，还需要全球性的协议和合作。
“气候变化”纳入经济增长的循环
2007年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发布了《斯特恩报告》，成功地引起世界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广泛关注，他曾用一句犀利的评语总结道——气候变化，是全世界见证的最严重的市场失灵。
而这份报告中不断引用的同一个名字就是诺德豪斯。诺德豪斯长期关注全球范围内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比如自然资源的有限性。然而，他最有深度和广度的贡献是研究气候变化如何阻碍经济增长，这是将自然科学与经济学的深度融合。他发现，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没有考虑到在长期经济发展中可能产生的限制和阻碍。于是，诺德豪斯以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加入了来自物理、化学和经济学的实证结果：经济系统在运转过程中产生二氧化碳排放，二氧化碳排放使得全球气温发生变化，全球气候的变化再影响到经济系统和人口福利，如此形成一个循环流。如今研究气候变化的主流工具——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IAM)，就是秉承了这一框架。
根据诺德豪斯的研究，解决温室气体排放引起问题的最有效措施是全球碳税计划。
不同碳税计划的有效性分析来自：诺贝尔奖官网
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有三个交互模块：碳循环模块、气候模块和经济增长模块。
碳循环模块从基本的化学角度，描述了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对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影响，包括二氧化碳的排放在大气、海平面、生物圈之间的循环。该模块输出的是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时间曲线。
气候模块从基本物理的角度，描述了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浓度怎样影响了出入地球的能量流之间的平衡，以及整个地球能量收支随着时间的变化。该模块输出的是全球温度的时间曲线，也是气候变化的关键指标。
经济增长模块则从经济学角度，整合了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全球市场经济，市场产出商品，消耗资本、劳动力和能量，其中一部分来自造成二氧化碳排放的化石燃料，而不同的气候政策(比如税收或者碳信用)对经济和二氧化碳排放影响也不同。该模块的输出是GDP、社会福利以及全球CO2排放的时间曲线，还有一个由气候变化造成的破坏的时间曲线。
站在“索洛模型”的肩膀上看得更远
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内生增长理论和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都是“踩”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肩膀”上的新认识。拓展了无论是将“技术进步”还是将“气候变化”纳入了长期经济发展的分析中，其核心都是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又称“索洛模型”。该由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默顿·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于二战后提出。1987年索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理由是“在研究产生经济增长与福利增加的因素方面所作出的特殊贡献”。
两位经济学诺奖得主的研究均建立在“索洛模型”上 来自：诺贝尔奖官网
二战后殖民体系的瓦解，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有的实现了经济上的飞速发展，另一些经济体则因局部战争、政策不当等因素陷入泥潭。观察到不同国家的不同经济表现，索洛开创性地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他认为经济体无论从何状态开始发展，其必然经过一条逐渐放缓的增长路径像一个稳态发展。在稳态下，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存量都保持稳定。而技术进步是唯一能够推进人均产出永久增长，推动稳态向新稳态发展的外生因素。因此，“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又被称为“外生增长模型”或“索洛模型”。
时至今日，索洛模型也依然是现代发展经济学的基石之一，仍影响着人们对宏观经济学和经济发展的基础认识。而如今，面对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和人口福利等未来的核心问题上，尽管罗默和诺德豪斯的成果没有回答这些问题，但这两位获奖者提供的方法，或许已为今后的研究者们指出了找到答案的道路。
